现代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礼物交换的象征意义往往远大于实际价值。比如德国人最喜欢送的礼物是书，廉价酒、巧克力也是常见的伴手礼。如果礼物过于贵重，德国人会觉得尴尬。 欧美国家的婚礼上极少见到塞满钞票的红包。欧美国家的人非常注重礼物的包装，这恰恰是中国人不太重视的。
中国人的送礼文化在两方面与众不同：一是礼物的价值，在经济能力范围内越贵越好，或干脆送现金，且送礼物场合远不限于节日和红白喜事，几乎逢事必送；二是缺乏仪式感，往往是钱到心意到，一般不太在意礼物的包装。
中国式送礼被认为是儒家重礼文化的延续，这其实是个天大的误会——“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的传统观念，注重的是礼节、礼数，而非礼物的价值本身。直至晚清和民国，中国民间送礼也仍然更重视礼品的象征性而非工具性，送礼过程有相当烦琐的仪式和讲究，与今天的日本类似。
人情与庇护系统
“人情”并非中国的特殊国情，更非国民性的体现。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尽可能认识更多的人，尽量维持住已认识的熟人，便成为个人生存的最有策略。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熟人社会与费孝通定义的传统熟人社会有本质差别。
传统熟人基于亲缘和地缘纽带，相互之间来往频繁，有大量的劳务和经济互助，因此送礼无须太贵，一般也不会出现货币——货币体现的是直接的买卖关系，而人情的维系需要相对暧昧的表达，尽量避免物化痕迹。
1949年以前，在农村和城市底层居民中，婚宴随礼大多是喜烛、小家具等廉价日用品，礼金并不多见，而且数额极少，这正是传统熟人社会的典型特征。
最典型的是压岁钱，中国人给孩子压岁钱，原意是镇恶驱邪，最初送的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礼币，本质上是护身符，不在市面上流通。知道明清，压岁钱也多是用红绳串起的铜钱，挂在孩子脖子上，象征性大于实用性。压岁钱的成倍增加，其实是晚近的事。
1949年后，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终结，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国民都被纳入与国家计划体制匹配的组织当中，虽然传统熟人社会的关系规则和纽带依然有效，但重要性大幅降低，交往规则也变了。
在传统熟人社会，决定人们关系的主要是血缘、地缘这种天然纽带，关系的维护成本很低，注重仪式感和程序性，低价值的礼物往来就能巩固稳定的关系。
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能帮你排除困难的人或能给你制造困难的人，才是你最重要的社会资源。缺少天然的情感纽带，只能靠高频次、高价值的送礼才能建立并巩固可靠的关系，仪式感并不重要。
人情支出的不仅是金钱，实际上，在给重要关系送礼时，让大部分人更烦恼的是在不方便送现金时，选择什么样的礼物能让对方满意，以及送礼时怎么不让别人看见——不但要避免送礼时被其他熟人撞到，也要避免撞见熟人送礼的尴尬场面，为此，有些人送礼前还要特意踩点。这大概是中国人逢年过节最消耗时间、精力的事。 最大的变化在于，今天留在体制内的中国人已变成了少数，体制外的人无需考虑给老板送礼，尤其对离开家乡在陌生城市工作的年轻一代来说，苦心维系社会关系的必要性大幅降低。
朴睿咨询发布的《2015年末中国送礼市场研究报告》颇能显示出这种剧变： 绝大多数受调查者（30岁以下）年货是在电商平台购买的，过年期间的自我奖励和给父母、伴侣的平均花费要高于给公司领导或商业伙伴的。考虑到不同地域和人群对电商的接受差异，受调查对象绝大部分是体制外的白领。
人情冷热与社会救济
虽然脱离体制使得在熟人社会构建庇护系统的重要性大幅降低，但是，需要人情来解决的问题并未减少，因为又有了伴随扩大的自由出现的新困难，比如：生孩子会遇到落户、入托、择校等一系列问题，在医疗卫生、司法、企业经营等事情上，往往会因为是否有熟人而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所有与垄断性机构组织或者行业有联系的地方，通过人情建立起来的庇护系统都能发挥效用。所以，中国人的庇护系统，只是从单位、组织的熟人社会扩展到了陌生人的外部社会，对多数人而言，依然需要通过人情建立一个庇护系统。
今天，人情对中国人的重要性并不只是一个庇护系统，他还是一个自我救济系统。如今，中国底层社会的困境在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导致人口流出地区的救济系统濒于瓦解。这正是低收入阶层人情支出反倒相对更多的原因——在生活没有保障的前提下，在熟人身上的感情投资，正是为了使自己失去生存能力后获得救助。
西方国家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工业革命后，乡村居民大量向城市流动，人与人之间的亲缘、地缘关系弱化，早早终结了传统熟人社会，形成了一种开放的契约社会，资源的分配、矛盾的解决全靠契约维持，制度给个人生活带来的不确定性较小。
从历史悠久的宗教救助组织，到“二战”后西欧普遍实行的福利国家制度，国民的基本生活都有足够保障。这导致个人在生活遇到困难时，更倾向于求助政府和社会组织，无须依赖亲友相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更加简单纯粹。
所以，礼物文化在西方和日本、韩国等国更符合其原始意义，礼物仅仅是维护和巩固亲友关系的一个象征媒介，表达性远大于工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