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2017年5月4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礼仪之邦VS礼义之邦》）

当凸显立国的核心价值时，我们使用“礼义之邦”或“仁义之国”，当我们盛赞中国礼仪之大或有感于当下礼仪缺失时，我们使用“礼仪之邦”。

近来频有论者以为“礼仪之邦”系“礼义之邦”之“误”，应当废止。笔者以为，这个结论实在武断。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一脉相传。《礼记》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都是盛赞华夏文明礼仪之盛大。《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唐代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疏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是华夷之辨的根本标志。称誉中国是“礼仪之邦”，有根有据，并非是对“礼义之邦”的误用和滥用。

山东省曲阜市一处孔子像。（新华社记者 陈君清/图）

古代文献中也常指中国为“礼义之国”。古人使用礼义一词，通常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古文中的“礼义”就是指“礼仪”，义与仪通用。比如《礼记·乐记》：“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汉书·礼乐制》作：“制之礼仪”。汉代贾谊《新书·胎教》：“然后，为王太子悬弧之礼义。”卢文弨校注：“义，读为仪。”又如《汉书·陆贾传》：“于是佗廼蹶然起坐，谢贾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此处“礼义”即“礼仪”。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指出，义是本字，仪是后起字。本字和后起字通假，在古人行文是常见情况。“义者，宜也”，“义”训为“宜”。“仪者，度也”，“仪”的意思是“度”。礼义和礼仪，用法虽然不同，但意思相近。“仪”字左边是单人旁，右边是义。人的言语、行为适宜、合宜，就表现为言、行有度。仪本身就包含着义，不讲求义也就谈不上仪。礼义就是礼仪，礼仪就是礼义。

今人不免对礼仪理解狭隘，以为礼仪只是些外在的仪表、仪容、仪式一类的东西，忽略了“仪”根据和体现的恰恰是“义”，“仪”将“义”落实到大纲与细节。因此会以为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不如说中国是礼义之邦更有“格局”。“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古代中国人讲求礼仪，正是为了寻求和落实最佳的生活态度和处世方式，举手投足、行止语默，恰到好处，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恪守合宜、时中的处世之道。

另一种情况，人们用礼义去对称仁义。孔子重视仁，也重视礼，主张内在的仁和外在的礼的统一。孔子后学中，一派学者如孟子喜欢讲“仁义”，对人的理解方面主张性善论，“仁义礼智根于心”，认为道德修养在于扩充仁义礼智四端，发扬人性本有的光辉；一派学者如荀子认为人性潜存着恶，顺着人性一定不能组成一个和谐、美好的人群，主张隆礼重法，发挥外在约束和教化作用，变化人的先天之性而生起后天教化之性，“化性起伪”，所以更愿意谈论“礼义”。汉代文献中多用礼义，应该和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这一派较有影响有关，从礼法名教的角度来理解儒学。唐代韩愈作《原道》，开篇便言仁义，“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并推崇孟子为儒家仁义道统的承担者，宋代学者也多坚持这种说法，孟子“居仁由义”的“仁义”思想受到重视，以至于人们说中国“以仁义立国”，或中国是“仁义之国”，反而比说“礼义之国”感觉更自然、更亲切一些。

有人强调“礼义之邦”比“礼仪之邦”的用法更早、更初始，可是语言是随生活流动变迁的，而不是凝固的教条。在什么时候用哪个词更贴切，要看具体的语境。当凸显立国的核心价值时，我们使用“礼义之邦”或“仁义之国”，当我们盛赞中国礼仪之大或有感于当下礼仪缺失时，我们使用“礼仪之邦”。我们称誉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既是表达对先民智慧和成就的崇敬，也是对我们自己的鞭策和激励。“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传》），让我们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契机，找回作为文明民族、文明国度的历史记忆，化去种种与文明格格不入的野蛮，重归文明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