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人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不久前抛出一个论断，认为“儒家文化过于强调家族对个人的保障和救济，因此抑制了金融市场和福利政府的发展。”“半个世纪以来的技术进步，将让市场在几千年来第一次战胜儒家。”笔者对此不以为然。

把家族说成抑制金融市场和福利政府发展的因素，实属无稽之谈。历史上的实际情况是，往往因为没有健全的金融市场和福利政府才会迫使家族团结起来强化对个人的保障和救济。更何况，历史上传承数百年的晋商、徽商家族，具有活化国家金融市场的功能，做了大量慈善事业，其良好信誉甚至为现代某些金融企业所不及。更重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牢记生命的源头，保持对家庭、家族的温情和敬意，当是每个人无可逃于天地间的责任和义务，哪怕是家族、宗族概念正在渐行渐远。

把儒家文化和市场经济视为水火不容，实际上也只是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不能内在催生资本主义观点的一个翻版，陈旧过时。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下西方经济理论中儒家文化的影子，很多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表明，儒家文化并非市场经济的桎梏，反而是市场经济的同盟。人称“经济学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提出，中国社会长期处于静止状态，究其原因是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强调重农抑商，反对市场经济，压制自由贸易。但他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一个社会绝不能只靠“利己心”正常运转，还要靠“利他心”加以平衡。用儒家的话说，就是“仁者爱人”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更有趣的是，当近代著名儒家陈焕章1911年出版经济学著作《孔门理财学》时，被视为西方经济学国家干预理论重要代表人物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随即写了一篇书评，指出《论语》《中庸》《诗经》《周礼》等中国传统经典以及很多著名儒者著述之中，含有大量重视经济、按劳分配、货币交易、社会福利等现代经济思想，并为之感叹不已。

纵观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近现代经济发展史，同样得不出儒家文化和市场经济你死我活的结论，相反儒家文化倒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动力。晚清时期，最早翻译西方经济学著作、提倡并投身发展工商实业的，正是严复、张骞等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学者和官员。二战之后，亚洲香港、新加坡、台湾与韩国“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很重要的一个思想资源就是儒家文化。中国启动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同样也得益于国人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理性务实、勤勉刻苦的传统。

市场也好，经济也罢，不是一个社会的全部。从改革开放算起，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已有30多年时间，国家强了，百姓富了，但市场竞争也带来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道德失落等问题。正是在这30多年中，濒临死亡的儒家文化开始苏醒，国学热潮方兴未艾，人们深刻意识到在解决了“富”的问题之后必须解决“教”的问题，必须从“经济人”走向“道德人”“文化人”。而这正是儒家孜孜以求的目标，儒家文化也能为此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

儒家文化和市场经济绝不存在决然对立的现象，更不存在科学技术进步将让市场最终战胜儒家的问题。相反，儒家和市场将会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互为支撑，共同发展。甚至可以说，重视道德情操的儒家文化，作为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将会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而显得愈发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