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文字以来，便产生了“书法”这一独特的造型艺术。可以说，上古时期的文字雏形便是书法滥觞的源头。而佛教，于两汉之际自古印度东来，几乎参与了大半个书法史的流程。因此，书法作为华夏最古老的艺术之一，所受佛教影响更是弥深。一方面，僧人常染指书画，另一方面，书画家也多涉足佛教。为更好地了解书法这门古老的艺术，探寻且掌握其发展脉络和与佛教的内在联系，本文试就以佛教内容为题材的书法作品，与佛教有关的书法人物，佛教对书道境界的影响三个方面作一浅述。
一、以佛教题材为内容的书法作品
在印刷术还未产生以前，大量的佛经流传是靠翻译抄写来完成的。而书法在由篆体发展到楷体的时候，则正是以抄经、墓志、碑刻、摩崖和造像记为主要形式出现的。这些形式，在一方面传播了佛教，一方面又很好地发展了书法，因而以佛教题材为内容出现的作品尤多，可以说是洋洋大观。
1、抄经以佛教的观点来看，至诚抄写佛经是一大功德，因此魏晋以来，出现了大量的抄经活动。如：《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涅盘经》、《诸佛要集经》、《法句经》、《譬喻经》、《十诵比丘戒本》、《佛说辩义经》、《杂阿毗昙心经卷第六》、《成实论》、《华严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佛说佛名经》、《阿毗昙毗婆娑卷五》。
2、墓志古人志墓的首要目的是“欲后人有所闻知”，“若有德业则为铭文”。有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而有德业者又大都是生前接受佛教思想熏陶的结果。如梁朝的《萧融墓志》、《萧敷妃王氏墓志》、《惠云法师墓志》等都是记述僧侣信士的内容题材。
3、碑刻随着佛教的兴起，大量的书法珍品呈现于碑刻群中。如：《晖福寺碑》、《马鸣寺根法师碑》、《法坚法荣二比丘僧碑》、《道因法师碑》。其中《晖福寺碑》与《郑文公碑》齐名，同属妙品，被评为“书法简高，为丰厚茂密之宗，隶楷之极则”。
4、摩崖摩崖是刊刻在山崖石壁上的书法作品，以其达到“金石难灭，托以高山，永留不绝”之效。名山巨石上的书刻，形成一大人文景观。其中以《四山摩崖刻石》和《泰山金刚经》最为知名。
《四山摩崖刻石》是指刻于山东邹县铁山、尖山、葛山、冈山的作品。此刻石可说是一幅佛教刻石的组诗，它含有《如是我闻》、《刻经题名》、《楞伽经》、《观无量寿经》等，字体强调提按，撇捺粗细变化明显，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四山摩崖，通隶楷，备方圆，高浑简穆，为臂窠书之极轨也”。
《泰山金刚经》刻于泰山南麓龙泉峪中的石坪上，现存九百余字，字径二尺，占地六千平方米，字体似散逸还浑凝，似精神还冲淡，静穆平和，雍容大度，被誉为“榜书之宗”。
5、造像记剑匕朝佛教盛行，一般有社会能力和条件的人士，都会建佛龛，凿佛像，同时在龛像的周边刻上一段文字，写明造像的时间和原因，这种文字称为“造像记”。在佛教的石窟群中，造像记最多的是北魏的龙门石窟，累计造像达十万余尊，题记三千六百多品。如：《仙和寺造像》、《吕安胜等人造像记》、《姚伯多造像记》、《法生造像》、《龙门二十品》、《比丘法僧造像记》等。其中以《龙门二十晶》著名，这些与佛教相关的作品内容充满情趣，给人以灵感，在书法史上有着不朽的价值。
二、与佛教有关的书法人物
佛教在华夏流传的过程中，始终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在历代文人士大夫的眼里，佛门可说是他们的精神后花园。举凡历代有名的书法家中，如二王、智永、颜真卿、杨凝式、苏轼、文征明、董其昌、邓石如、何绍基等几乎都曾或多或少接触过佛教，翰墨佛门，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的加人，给中国书法史上画上了一串鲜明的符号，组成了璀璨的篇章。
1、名士书法家的佛缘举略
王曦之字逸少，世称“右军将军”，山东琅琊人，与僧交好，曾为僧人达摩多罗舍宅建归宗寺。他草书、隶书冠绝古今，其手书《兰亭集序》被尊为“天下第一行书”，而究其内容，则充分表达出一种超然出世的佛教情怀。
虞世南越州余姚人，封永兴县子爵，世称“虞永兴”，信佛，师从智永僧，传世作品有《孔子庙堂碑》、《临兰亭序》、《破邪论序》等。
颜真卿字清臣，世称“颜鲁公”，其家学渊源中有着浓厚的佛教思想。其五世祖颜之推着《颜氏家训》，强调子孙要“兼修戒行，留心诵读，以为来世津梁”。与僧皎然，熙怡等过从甚密，清人彭际清着《居士传》，收有颜真卿一传。有《多宝塔碑》、《竹山堂莲句》等作品传世，其《祭侄文稿》被尊为“天下第二行书”。
柳公权字诚悬，京北华原人(今陕西耀县)，信佛。传世作品有《玄秘塔碑》、《金刚经》、《兰亭诗贴》。其楷体与颜真卿并称“颜筋柳骨”。
杨凝式号希维居士，五代书法家，非常崇佛，屡人佛寺，与僧交游，好于寺庙间壁题书。《旧五代史，因书十九列传第八》云：“凝式长于歌诗，善于笔扎，洛川寺观蓝墙粉壁之上，题记殆遍，时人以其纵诞，有‘风子’之号焉”。
苏轼号东坡居土，宋四家之一，诗文书画，冠绝当时，与佛家更是交游甚广，文献均有记载，同佛印、道潜、辩才等僧家常有交游，曾为寺院题写十八尊者图偈，《黄州寒食诗贴》、《苦雨帖》是其代表作品，豪放天然，富有禅意。
2、僧人书法家
智永南朝陈，隋书家，传为王羲之第七世孙，山阳人，世称“永禅师”。在永欣寺学书，有登阁临池三十年不下楼之说，临书《千字文》800本之多，分赠浙东各寺，以之闻名，其“永字八法”，在书法史上有大殊功。其“退笔成冢”为书家美谈，有《归田赋》等留世。清何绍基云：“智师笔笔从空中落，从空中住，虽屋漏痕犹不足喻之”。
怀仁唐太宗时弘福寺僧，长期学书，钟情于王羲之书法研究，书法深得“二王”笔意。曾以二十年时间，将宫廷所藏之王氏墨迹集成《圣教序》以作流通，此序自然天成，上下一体，不着痕迹，尽得真味。
怀素中唐名僧，玄奘弟子，以狂草知名，个性疏放，与张旭并称“颠张醉素”。有《自叙帖》、《苦笋帖》等帖传世。清戴叔伦曾作诗赞云：“楚僧怀素工草书，古法尽能新有余。神清骨竦意真率，醉来为我挥键笔。……驰毫骤墨剧奔驷，满座失声看不及……”
道济清僧，字石涛，书画双绝，号苦瓜和尚，清湘老人，四海为家的漂泊生涯以及淡定的佛门操守，使其书风清健灵秀，趋于山野之趣，简淡清真，具六朝写经体风韵。曾着《苦瓜和尚语录》，书画作品多有传世。
八大山人清僧，与石涛齐名，其书章草似索靖，行书似米芾，用笔方圆相兼，结体纵横齐整，善用秃笔，梳朗有致。书画皆珍品，人相宝之。
三、佛教对书道境界的影响
何谓“书法”？汉扬雄曾言：“书，心画也”。元郝经《论书》言：“书法即心法也”。佛法体系，总而论之，不出戒，定，慧三学。而此三者则均与书法相通。其中，定学与书艺的联系犹为密切。
汉蔡邕《笔论》云：“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失，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王羲之也说：“夫欲书者，先凝神静思，预想字形，令意在笔前，然后作字。”由此观之，书法与佛教的结合，更加论证了这一点。因为，当书艺；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它表现的不是造型技巧或线条章法的突破，而是寻求一种人品内在的修为。所以佛教作为一种自内证之，不向外求的谛理，也正是书法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因此，书家在临池翰墨的时候，佛门的义理已悄然植根于自心之中，形成一种对宇宙人生的看法。比方说“以禅人书”，“书乃心学”，这些理念均脱胎于佛门，而禅道的意境，致使平和、恬淡、超脱、自然、简朴的书境也应运而生，以至追求“禅与书的不二”，“书与人的合一”。这些理念至今一直为人们所接受，已成为一种对书法评价的取向标准和审美意趣。受这种理念的影响，最终，书家对于书道的提升，其实就是对道德的提升。
书法艺术发展到今天，实为华夏艺术领域的一大奇葩。而在这其中，佛教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陈寅恪先生曾说：“艺术发展多受佛教之影响，而佛教之传播亦多借艺术为资用”。综观书史，尽管各个时代书家对书法风格形成的不同，如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复古，清人兴碑。但是，其艺术目标无一不是在对真，善，美的探索。他们这种对艺术的执着，有着信徒般的虔诚，而佛教在影响书法的同时，自身也借助书法得到了很好的传播，可谓殊途同归，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