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人间的，其创立者释迦牟尼，不仅降生于人间，成长于人间，修道于人间，而且说法、度人和成佛亦在人间。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里，佛教通过自身的传播和发展，为人类留下了丰富而灿烂的文化和宝贵精神财富。然而，佛教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如何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使之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这是当今佛教必须面对和处理的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只有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才能保持佛教的主体精神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受浸染。所以，提倡和践行人间佛教，就是要继续调和和处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与冲突，进一步彰显佛教自身的宗教价值和社会价值，保持佛教的主体精神和超越性。
一、渊源和特征
佛教本来就是一个极为重视人生和人间的宗教。释迦牟尼成佛的经验表明，“成佛在人生，成佛在人间”。阿含经中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1]揭示了佛陀重视人间的根本精神。《六祖坛经》中也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恰如觅兔角。”进一步阐明了佛法与世间不可分离的关系。所以佛不是神仙，他不是在天上成佛的，而是出生于人间、出家于人间、修道于人间、成佛于人间、说法于人间、涅槃于人间的觉者。六道之中，人是最堪以修行办道、成就道果的。所以佛陀常说：“人是福田，能生一切诸善果故……，如是一切贤圣道果，皆依于人而能修证。”[2]佛教本是人间的、人本的，佛教所追求的出世精神，离不开人间的修悟。佛教唯有立足于人间，弘扬济世度人的思想，其积极入世的精神和服务于社会的价值才能得以彰显。
佛教自两汉传入中国以来，经历了隋唐之际的鼎盛时期，但到了明清以后，与中国思想界渐渐疏离开来，僧团在信仰和修习上日趋向道教及民间宗教信仰靠拢。伴随着封建社会末期吏治的腐败，僧侣队伍也开始腐朽堕落，他们在经济上不仅相互兼并庙产，同时在信仰上也接受了中国固有的鬼神观念和祖先崇拜，以至于佛教流落到“拜颂经忏、延生荐亡”的鬼本论的宗教，并招致知识界和一般社会的非议与质疑。为了一改明清以来佛教“只重死、不重生”的错误倾向，太虚大师融通大乘各宗，并根据变化了的社会需要，对传统佛教进行了改造，除弊振兴，提出了符合时代精神和佛教本怀的“人生佛教”，力求从制度上建立一个合理的、道德的、和谐的人生佛学。太虚大师在《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中说道：“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这首脍炙人口的偈颂，是太虚大师的人生佛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和精彩表达。所以从“人成即佛成”的思想看，所谓“人生佛教”，就是要从人乘的本位上践行菩萨乘，以进趋无上的佛果为究竟。太虚大师认为，佛教不应专注关心死后的问题，应多注重现实人生问题。太虚大师这种“人生佛教”的思想主张，很快得到了佛教界有识之士的认同。后来，赵朴初、印顺和星云等一批理论家和宗教家，在继承和发扬太虚思想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人间佛教”的理论，极大丰富了“人生佛教”的宗教哲学内涵。
“人生佛教”、“人间佛教”，二者大同小异，没有本质的差别，重视人道是它们的共通之处，但所不同的是，“人生”侧重于个体与解脱，而“人间”更关注整体、注重的是社会群体的幸福与和谐。因此，从现代性的角度讲，“人间佛教”的提法意义较为明确，内涵更加切近时代精神，可谓契理契机。“人间”，乃是指人世间、人类间、人与人之间。它与“人生”相比，不仅涵盖了以人为本的特质，更突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性、共通性。这对于建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乃至国与国之间的公平正义、和谐共生，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人间佛教”注重现实人生，强调贴近现实社会，彰显了佛教关怀人生、改善人生和净化人间的人文精神和慈悲情怀。具体地，就是要以佛教的“五戒、十善”来改善人生，净化人间。也就是说，一方面要以佛教的教义教化人类完善道德规范、重视家庭伦常，提倡社会功德，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另一方面就是要在学修上如理如法，依教奉行，即从人的本位来修习菩萨行，由菩萨行修学圆满而成佛。也就是所谓依“五戒”进修“十善”、“四禅八定”而生天，观“四谛”而成阿罗汉，悟“十二因缘”成辟支佛，修六度万行而为菩萨，再由菩萨积功累德学修圆满而证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所以，太虚大师指出：“由人向下为一切有情众生，由人向上为天及三乘、菩萨、佛。上下总依人生为转移，可见人生之重要性。我们应依佛的教法，在人类生活中，把一切思想行为合理化、道德化、佛法化，渐渐向上进步，学菩萨以至成佛，才是人生最大的意义与价值。”[3]在太虚大师看来，佛教是为人类而设的，佛教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使人生活得有意义有价值；离开了人及人所赖以生活的世间问题，佛教也就失去了它真正的意义。因此，注重改善现实人生，强调人生意义和价值，这是人间佛教的基本精神，也是佛陀以人为本，以人间为对治的生活佛教的重要内容。
佛教自古就有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佛教主张出世与入世并重，入世与出世的统一，注重人的现世今生，努力造福社会利益人群，体现出佛教的积极入世的人间精神。“人间佛教”是佛陀时代既有的思想产物，它不但是契合佛法真理的，而且是适应时代的。所以，提倡“人间佛教”，旨在正确认识和把握佛教发展的历史脉络，以人为本，以时代为契机，发扬纯正的佛教精神。提倡“人间佛教”，具体就是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身，广修四摄、六度，以利乐有情众生；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建设服务。这是当代人间佛教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百年来中国佛教复兴运动的主要趋势和重要标志。
二、机遇与挑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结构开始发生转型，由单一化的社会向多元化的社会发展。在这种大背景下，佛教的发展也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方面伴随着这一重大社会变迁，佛教发展中世俗化现象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佛教越来越走出自身，走向社会，并在这个社会化、大众化的过程中表现出越来越强的主体性、策略性和社会性特征。这就是当代中国佛教发展所面临的特殊的现代性问题。
所以，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当代中国社会，给佛教带来的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以旅游观光为支柱产业之一的经济建设中，许多寺院因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优势成了旅游观光的胜地。为了配合旅游事业的需要，一些寺庙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商业经营中，从而削弱了寺院理应是传播佛法场所的社会教化功能以及自我修持的宗教功能。另外，大多数佛教信众，由于对正信佛教内涵理解的不足，仅仅停留在消灾祈福、求财图名的世俗层面，而许多寺院却为此推波助澜，加大了一些带有浓重的民俗化色彩的经忏佛事的活动，以迎合和满足一部分信众的需求。民俗化佛教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是佛教为了迎合社会大众，在佛教主体精神的框架下所设的方便法门。但是在今天这种合理性正在不断的被淡化，民俗化的佛教已经逐步偏离了佛教的主体精神。佛教的逐步商业化、民俗化，形成了佛教世俗化的不良倾向，这种现象不利于佛教主体精神的传播与发扬，给佛教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人间佛教”就是佛教在面临现代社会发展转型而做的一次很了不起的改革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佛教认识到自身在新环境下的不足，并从而与现实社会相协调所做的积极入世的姿态。印度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为佛教世俗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和发展土壤。“人间佛教”对佛教世俗化作了某种程度的修正，并成为新时期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但如何把握出世和入世的关系，仍然是我国佛教界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和时代课题。因此，提倡人间佛教，建立人间净土，回避不了所谓世俗化的问题。如何在建设人间佛教的同时又不至于使佛教陷于世俗化的泥潭？这是今天摆在佛教徒面前亟需严肃对待和认真思考的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人间佛教”最初的着眼点和关切点并不是以社会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当初所考虑的是如何维系佛教的生存空间，是制度层面的佛教如何被现代政治权威所容忍，在社会生活中保留一席之地，这表达出佛教界“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所以，“人间佛教”一开始所面临的是一个衰败的社会和一个衰败的僧团，而这种衰败又是现代化对传统社会的冲击造成的。因此从根本上说，现代性是“人间佛教”应运而生的直接原因。“人间佛教”的产生与发展，都是为了应对这种现代性。
提倡“人间佛教”，客观上起到了引导佛教适应时代要求走向社会化的作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指宗教对现代社会的适应程度。宗教的发展既面临世俗化的倾向，又需要面对大众化或社会化的要求。这就是中国佛教发展所面对的一个独特的现代性问题。因此，相对于具体的宗教组织和实体来说，如何应对这些现代性问题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从宗教发展的现实来看，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这种结构转型和社会变迁之中既面向大众，实现宗教发展的社会化，同时又避免过度的世俗化，以保持宗教的主体精神不变。总之，在现代性扩张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在中国特有的社会转型时期，一个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宗教组织既要处理好适应社会、融入社会的发展要求，又要充分保护自身的内在本质要求，保持其超越于世俗社会的神圣性，避免过度的世俗化，是应对中国佛教自身所面对的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切实而可行的生存与发展策略。
三、主体精神与超越性
佛教的发展离不开与社会的交往。在彼此的相互交融与影响下，如何确保其宗教的主体精神，是当今佛教生存发展所面临的首要问题。社会在不断进步和发展，佛教要在新的历史时期有效体现其化世导俗的社会功能，光靠一味地说教显然不能与现代社会相适应，要与时俱进就必须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创新，采取新的措施发挥佛教的主体精神。“人间佛教”审时度势契合现代性所掀起的近代以来佛教的改革运动，使中国佛教得到了空前的复苏和发展。让佛教走入人间，有效地贴近现代社会，保持佛教连续性或持续性发展，才不至被社会所淘汰。只有让自身与社会保持一个均衡的发展，才可以在化世导俗的过程中发挥一个宗教所具有的神圣性和超越性。
历史上宗教的世俗化可以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早期佛教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把一些带有外道思想色彩的信仰吸收进来并加以改造，从而以获得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支持。在印度佛教发展初期，僧团的组成来自不同种族，甚至包括一些来源于外道的僧人，所以一些带有外道色彩的思想习俗如密咒、仪规等，不自觉地被融入到佛教的思想体系中，而且还占据有相当重要的位置。部派佛教时期不断的有从雪山传出的深奥之法，大乘时期更宣扬自身之法是铁围山之所结集，这些多少都与外道思想对佛法的浸染有关。大乘佛教初期，在家信徒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以世俗的入世观念理解佛教，成就卓著，对佛教的多元化发展贡献巨大。必须注意的是，印度佛教的世俗化是在宗教压抑下进行的，而中国佛教的世俗化是王权对宗教限制的结果。所以在中国佛教史上才会出现拜天子即为礼佛的说教。东汉以来中国人最初以道家思想来诠释理解佛教，当佛教完成与道家的融合后就很自然地从世俗政治伦理去调和与儒家的关系，这就确立了佛教在三教关系中的地位。庐山慧远一方面主张“沙门不敬王者”论，另一方面又努力使佛教与儒家的纲常伦理合二为一。这种复杂的比附迎合过程，必然导致佛教主体精神的变化——由注重出世引向世俗的入世，从而为中国佛教的世俗化发展铺平了道路。
所以宗教的发展无法回避世俗化的问题，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在时间的境域中保持自身的纯粹性。宗教社会学研究表明：随着社会的变迁，处于社会、受制于社会的宗教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不管是“冲突论”还是“整合论”者，他们都深刻地意识到宗教与世俗社会关系的密切。德国思想家特洛尔奇指出，“如果一个宗教体系拥有关于世俗世界的社会学说，那么它必然在最大程度上是受这个世界所规定的，尤其是为这个世界的历史更替和变化所规定。”[4]可见，宗教是受世俗社会的发展所规定的。那么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演进，宗教本身势所必然地要发生一些变化，这是宗教在神圣性衰退的过程中对世俗可用性的有效采纳。如果只强调宗教自身原本的神圣性，认为只有单一的信仰才能圆满解脱，而一味地去排斥所谓世俗的开展救世觉人的佛化运动所带来的负面的世俗化影响，这就会形成广泛意义上的“原教旨主义”，它与社会的严重对立必然会引起人们对这一宗教的有效性的怀疑。[5]所以，“人间佛教”应理性地面对现代化大背景下宗教的世俗化问题，但又必须在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过程中保持宗教的主体精神和超越性。
因此，在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佛教的世俗化必将呈现出更加复杂而多样的变化，这似乎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态势。但是，如何在此世俗化的逆流中，保持佛教相对神圣性和纯洁性，同时又不违世俗地开展觉世度人的佛化活动，以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这将是值得人们高度关注和认真思考的问题，也是所有佛教徒需精进努力的实践问题。
四、结语
“人间佛教”是以人为本的宗教。所以不能片面地将“人间佛教”理解为适应世俗化生活的佛教，从而忽略佛教所具有的化导世俗的根本功能和超越世间的出世精神。
“人间佛教”应当更加契合现代性。任何宗教的入世都应当保持其原本的神圣性与所从事世俗事务之间张力的调适与平衡。因此，契合现代性而发端的人间佛教，应保持对以下几个方面的关注：
(1)进一步契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肯定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谋求；
(2)坚持与社会与人生相协调相适应的姿态，努力服务于当代世俗社会，确保宗教本色不变；
(3)崇尚理性主义思维，坚持宗教的纯洁性和神圣性；
(4)处理好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5)坚持多元主义，开展与各宗教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关注和理顺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有利于调适世俗化与佛教主体精神之间的关系。宗教是社会的宗教，是社会中生活的人的精神追求。当佛教重新回到人间，它需要再次审视社会政治现实，需要面对现代国家的政策法规，需要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认真澄清自己的宗教本位，保持与政治、经济及科学的适当张力，以更好的彰显其自身的宗教价值、社会价值和超越性主体精神。
所以在面对社会大众对佛教需求有增无减的今天，这就要求佛教徒积极顺应时代，洞察社会，把握机遇，面对挑战，在佛教传播的方法上做出相应的调整，正确处理好佛教传播过程中，佛教主体精神与世俗化倾向的关系。要处理并协调好这一矛盾和关系，就必须在二者之间找到合理的调适点，这也就是要加强两个方面的工作力度：一方面是把握好佛教主体精神的适用性；另一方面必须对弘法场所的职能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界定。因此，在开展人间佛教建设和传播过程中，必须对佛教的主体精神作大众化、生活化的调适，让社会大众充分理解佛教的主体精神，以避免世俗化倾向的不断扩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佛教在传播过程中，既能保持佛教主体精神的良性循环，又能遏制佛教世俗化倾向的逐步漫延，进而更好地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协调。
（来源：中国宗教学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