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社会主义社会宗教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也在不断地丰富与完善。两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内涵作了新的阐释。在2015年5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其中，把“必须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置于“四个必须”之首，将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与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理论。在2016年4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强调：“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可见，要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个大前提下全面理解“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

宗教的本土化

宗教本土化是指宗教在传播发展的过程中，从一个地区传播到另一个地区时呈现出的某些改变和带有地域性的特征。宗教史的过程其实就是宗教在各个地区不断本土化的过程。比如，基督教在欧洲大陆初传的过程就是阿伯拉罕系的宗教文化在欧洲社会的本土化过程。又如，佛教传入中国后，从教义、礼仪制度上都与原始佛教有了很大的区别，并以中国文化为依托，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等思想和文化相融合，形成中国特色鲜明、迥然有别于印度文化体系的佛教文化。

差异性的存在是宗教本土化的原因之一。任何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发生都受到孕育其文化的背景的影响。当这种文化现象传播到其他地域时，势必会遇到“水土不服”的情况。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是如此。宗教传播到另一地域，必须通过自我改革来加以适应，才能在一个新的文化背景中得以扎根和传播。

文化体系虽有不同，但文化成果却可以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得以传播。其一，文化，包括宗教文化，本身并非绝对封闭，而是可以互相影响、互相吸收、相互接纳的；其二，本土化的过程只是这对种地域性差异的改造或重塑，而不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零和博弈”。所以，不必担心什么“本土化”就是对宗教原有特征的绝对否定。

宗教的中国化

宗教的本土化在中国就是宗教的中国化。宗教的中国化，是指外来宗教进入中国后，在保持其自身独特性的同时，接受中国文化的改造，从而使自身从内容到形式都与传入地有所不同，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任何一种外来宗教，在中国得以传播、发展，必然会或多或少地打上中华文化的烙印。这是一个漫长的渐进历程，是在长期的接触、冲突、调适、融汇中进行的。

中国传统文化因其完备的文化结构、深远的历史影响和未曾割断过的文化过程，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渗透力。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置身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汪洋大海之中，自身所固有的一切不可能一成不变。这不是外人所强加，也不是宗外来教自身刻意而为之，而是在长期的调适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外来宗教在中国吸收的信徒，也必然将中国人原有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带入其宗教内部，并以自己的方式对外来宗教进行解读。也就是说，信徒的中国化又进一步促进了宗教的中国化。

从外来宗教向中国传播的历史来看，外来宗教必须要与中国社会相适应才有可能在中国扎根。首先，外来宗教必须服从于政权。中国历史上并未出现过占绝对优势的国教，相反，“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则是宗教在中国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其次，外来宗教要适应中国的主流思想文化。外来宗教的中国化需从教义教规入手，作出符合中国文化习惯的阐释。在当前，“宗教坚持中国化的方向”就是要求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体来说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动适应的过程。再次，外来宗教要适应中国的民间信仰和民间习俗。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为了落地生根，就必须吸收普通民众所认可和遵循的民间信仰和民间习俗。这一过程也是外来宗教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宗教本土化、中国化是遵循宗教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

宗教要与所在的社会现实相适应，这是一条基本规律。同一种宗教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信众中呈现出“地域性”与“民族性”，正是宗教的这种适应性的反映。这种“地域性”与“民族性”在世界性宗教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比如，基督宗教历经几次变革后分为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基督宗教的分裂过程正是其自身适应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发展的过程。又如，佛教传播到不同地区后都深深打上了不同地区文化的烙印，发展为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等不同的形态。

从宗教自身传播发展的角度而言，本土化、中国化是符合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不经历中国化的历程，它们就不可能在中国这片土壤上生根发芽并传承至今。同时还要看到，宗教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因为社会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中国社会本身在不断发展、变化与进步中，宗教也要与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相适应。所以，今天的中国，不仅是外来的宗教，而且即使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也同样面临其自身当代中国化的任务。

（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