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书法从清末民初起出现了边缘化趋势，不再作为中国人生活的核心议题而存在，但在整个民国时期，书法仍旧在国民教育和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今天我们推崇的一些近现代著名书法家，如吴昌硕、李瑞清、康有为、于右任、郑孝胥等大书法家都活动在这一时期，相比1949年之后的书法景观，民国可谓中国书法史上最后的黄金时代。

1901年，清政府下诏将各省书院统一改制为大学堂，准备推行新式教育。四年后，科举制度正式废除，全国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根据统计，在1907年全国新学堂有33605所，到了1918年就增加到了147594所，净增四倍之多。这些新式学堂，成为幼儿、孩童启蒙学习的重要场所，而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都曾明文规定，在新式学堂教育中必须设立书法课程。如1902年清廷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中就规定，小学第一年有“习字”项，内容规定为“今体楷书”，第三年则是“兼习行书”，高等小学堂第二年课程包括“习字”，内容为“楷书、行书、兼习小篆”。

民国建立后教育部在其颁布的《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中明文要求：“书法所用字体，为楷书及行书”，“遇文写文字，务使端正，不宜潦草”，且规定“书法教学，是《国语》教学的一部分”，民国廿一年（1932），教育部两次改定初中课程标准，其中对书法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书法指导：课内略微说明用笔、结体及书法源流大意等，课外及假期中临摹大小字，先求整洁，次及美观，笔记与作文簿均须缮写整齐，并制止使用破体字，随时予以考证指导。”在随后颁布的课程安排中，在一二年级要求达到“正书、行书的书写”要求，三、四年级能达到“实用文的抄写”，五六年级则要能够进行“通用字行书、草书及简体字的认识。”这些详尽的教育制度，确保了书法教育的有序进行，有理有据，循序渐进，使学生打下了坚实的书写及文字基础。

民国书法四大家之一谭延闿的楷书

与此同时，相对保守的家塾、门馆、村塾、族塾、义塾、官塾等传统教育模式也同样普遍存在于民国社会中。在这类学校里，书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孩童入塾之日开始，便是读书、背书、写字三件大事。而所谓写字者就是用毛笔‘描红’入门，进一步而为‘双钩’逐渐进入临摹碑拓、法帖，一般临的都是颜、柳、欧、赵等体”，然后“写米字格，锻炼学生的间架能力，使之能控制字形整体大小，结构合理，笔画肥瘦适当”，接下来“印好的方格在下，白纸在上，进行书写，控制字形大小，笔画肥瘦有相当难度，过了这一步，就可以脱格自由书写了。”这样的启蒙教育，严谨而专注，使得学生新旧兼得，既有传统的底蕴，又有现代的精神，不可谓不是一个“健美的中国人”（叶圣陶语）。

除了基础教育，在中高等教育阶段，大量美术学校的出现也极大地活跃了这一时期的书法教育气氛。如创立于1903年的两江师范教育学堂，就曾明确规定书法、篆刻是学生必修之课，不仅如此，该校还花费重金聘请当时的书法名家陈三立、李瑞清等人前来教学，由此可见其对书法重视程度。1912年，刘海粟在上海创办了著名的上海美专，专设书法课程，聘请马公愚、钱瘦铁、诸乐三等人教学，此后的几十年中，这所学校培养了大批书法教育家，为民国和1949年之后的书法教育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除此之外，还有如“北京美专、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画手工科、上海美专、上海新华艺术学校、南国艺术学院、苏州美专、国立杭州艺专、南京美术专门学校、桂林美专、精华艺术专科学校、无锡美专、上海昌明艺术专科学校、正则艺术专科学校、广州艺术专科学校……武昌艺术专门学校、上海立达学院美术科、中华艺术大学、西南专科学校、四川艺专等，这些学校多数专职或兼课教师的个人素养是高的或比较高的，例如齐白石、黄宾虹、陈衡恪、陈半丁、吕凤子、乔曾劬、马公愚、钱瘦铁、潘天寿、张大千、诸乐三、寿石工、马万里等人”，他们精于书法、绘画、篆刻，对人才的培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书法专业学校遍地开花，各种书法社团也竞相繁荣。如成立于1904年的“西泠印社”、成立于1930年的“湖社清远艺社”、成立于1941年的“鹿胎仙馆同学会”、成立于1943年的“中国书学会”，这些社团有的基于一个明确的目的成立，有的由一个地区的文人书家组成，有的则是同宗或同学会，在结社学书的同时，也带动了书法教育、交流、研究、鉴藏、产业的发展与兴旺。在这种背景下，民国时期的书法生活异常活跃，呈现出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一边是各类书法教育学校、书法运动此起彼伏，大书法家如吴昌硕、李瑞清、康有为等人聚众授徒，逐渐形成了民国时期独有的书法流派，另一边是伴随着书法交流而来的书法鉴藏、交流活动非常活跃，如庞元济、张伯驹、张学良、吴湖帆、王己千、徐悲鸿、张大千、张珩等，都是当时极富名望的收藏家，他们不论在书法、绘画还是审美水平上，都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风向。

更加有意思的是因之既富且贵的书法家们。满清王朝在1911年轰然倒下后，大批达官显宦旋即“失业”，不久以后，这些人中的一部分进入了民国政坛，开始为三民主义“打工”，另一部分人如陈宝琛、沈曾植、张謇、陈三立、朱祖谋、康有为、曾熙、李瑞清、郑孝胥等，则选择做了遗民或寓公，而他们赖以生存的本领正是书法。在这些人中，既有翰林、进士，也有晚清的硕儒，时人并没有因为他们是前朝旧民而不予理睬，相反却对他们的书法、绘画等投注了巨大的热情。一时间，很多人因此而一字难求，名噪南北。如郑孝胥曾为交通银行提写名额，四个字润笔高达四千两银子，后来商务印书馆请他题写馆名，出价一万两白银，结果写好后对方要求在旁边注明“民国某某年”，此举顷刻间就激怒了这位满清遗老，当场将字付之一炬，绝尘而去。虽然一万两白银就此付诸东流，但对他来说，气节却是任何钱财都买不来的。另外一人是民国元老吴敬恒，在重庆时他生活一度困难，迫不得已之下只好去《中央日报》刊登鬻字广告，没想到刚登出不久就求者如云，几年时间，居然靠鬻字，攒了五六万银元，时人谓之“书画托拉斯”。

这些在今天来看，就像传说一样的书人逸事，在当年却是再平常不过的流水日月。只可惜，1949年以后，一切戛然而止，书法迎来了最令人揪心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