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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会徽与中国篆刻文化
时间:2017-08-11来源: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网 点击:8083

2008年度世界奥运会在中国举行,这次运动会的会徽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即用中国篆刻图案造型展示新世纪中国形象,将中国文化的巧妙地融入到运动会精神中,显示了东方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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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中国书法篆刻意味融入奥运会会徽,表明了中国身份的自我确认。一般而言,篆刻文化讲究对称平衡、虚实互补;巧拙雅俗,相反相成;阴阳违和,奇正相生。这方带有篆刻艺术趣味的设计,具有舞蹈的动态美和音乐的节奏美。它通过文字内容、章法结构以及刀锋运行造成的金石趣味来表现中国特有的文化底蕴,具有丰富多彩的审美价值。


  一、汉字文化圈与文字篆法之美


  这一设计中具有中国文字的多重含义:北京的“京”,文化之“文”,舞蹈之“舞”,比赛之“赛”(跑步),多样统一和而不同。这方篆刻紧紧抓住“汉字文化圈”的主旨,表现出东方文化中汉字文化的重要性。


  篆刻艺术的线条不但是印的基本语言,而且构成印的艺术审美基点。篆刻线条是一种自由生命运动的变化。线条的运动与“道”相通。一线之内有阴阳向背,一点之中有虚实正侧。这种审美化的线条由点的内心膨胀并朝一定方向展开而为流动的线条,是力的凝聚,是生命活动的“踪迹”,是力之美和势之美。篆刻特别注意曲线之美。春秋战国的青铜器铭文在线条上已表现出人的有意识的曲线化,汉私印中的虫鸟篆,便是对此的摹仿。这种印章几乎把所有笔画都曲线化,致使印面龙飞凤舞一般。至唐宋的官印,线条的曲叠被刻意强调,素有“九叠篆”的美称。当然,一味强调线条曲线化也是不美的,只有曲与直在相反相成中,才能产生更多的审美韵味。因此,曲线的变化成为中国印文化审美的重要法则。这方印文不仅具有古代的泥封效果及驳蚀而成的自然变化,在线条上又力求粗细变化,把笔法中的提按顿挫融入印章,使得线条产生一种涩动,既有刀味,又有笔意。


    印章线条之美得力于书法篆法之美。通过写篆书,才能理解笔味,即理解线条起落、转折、运行的种种趣味,理解什么线条是好线条。篆刻家需熟知金石文字的种种线条变异,并融情入线,方能创作具有生命力度的线条。当然,最高的线条审美境界并不是一味悍霸,火气十足的线条,相反,是那些平奇无华、湿润厚重,“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线条、这即是孔子所说的“中和”之美,或庄子所标举的“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大美。当我们的眼睛在这样的线条上游动时,一种内在生命的潜流就开始涌动,一种膨胀的内力就开始撼动我们的眼睛。大动若静的线条是篆法的最高境界,能臻达此境,书法与篆刻皆能臻上乘。   


 中国传统美学中关于“神”、“形”、“虚”、“实”的理论在篆法中形成具体的美学规范。如“曲处有筋,直处有骨;包处有皮,实处有肉;当行即流,当住即峙;动不嫌狂,静不嫌死”,“一划之势,可担千钧;一点之神,可壮全体”等。篆刻者必须掌握“六书”等篆法规律,使增省笔划绸缪缜密,变动部首有典有则,从而创造美的字形。中国篆刻把文字线条看作传神达情的对象,因而十分注重用笔使转的灵活与飞动。篆刻线条的生命意味讲究情、活、转、娇、丰。这种对篆刻艺术生命活力的倡导,表明了体育与艺术的生命意识表现。


  二、传统与现代在章法刀法美中的融合


  在现代性竞技活动中,以红色印章的方式传达中国文化精神,表明了一种传统的回响。


  中国篆刻讲究章法和刀法,通常强调宾主、呼应、虚实、疏密等形式美规律。运用奇正向背、方圆错综、虚实疏密等方法处理印章的分朱布白,能够造成顾盼生情、气韵贯注、虚实相得的章法美和意境美。点划的布局美与不美,直接关系到篆印整体美的效果。一般认为,篆刻的章法大者难以结密,小者难以宽展,缜密易于板滞,萧疏易于破碎,而平实最能入手。好的章法可以“疏能跑马,密不透风”;可以“计白当黑,虚实相生”;可以方圆兼备,参差纵横;可以“方寸之间,寻丈之势”。而失败的章法或状如算子,呆滞僵硬;或线条均列,气韵全无;或失去平衡,杂乱无章。篆刻章法讲求文字本身的疏密有致,对称平衡,印内文字排列的变化合度、和谐统一,界格的平衡均匀,自然生动,以及整个印面的气韵生动,中和浑穆。只有达到这种审美标准的印章方能臻达高格。


  同样,刀法能雕刻出印章的笔墨效果,增添金石韵味。刀法是印章的完成。篆法、章法的笔意墨趣、布局韵味都要通过刀法显现出来。有什么样的立意和章法设计,就需要相应的刀法去表现。如铁线篆的刚劲流畅的曲线美,需要曲致而流美、细腻而富有情趣的刀法去表现;而大气磅礴、刚气逼人的线条,则需以纵横驰骋、腕力雄强的冲刀去刻;而古朴拙实、风味隽永的古文字,则需错错落落、若断还连的潇散刀法去刻。总之,要刀尤笔运,心手相合,“小心落墨,大胆落刀”,才能刻出天趣自然、具有锋刀节律的线条美。篆刻的刀法的本身不是目的。刀法只是线条审美造型的手段,以追求线条的千般意趣和笔墨趣味为目的。故朱简云:“刀法浑融,无迹可求,神品也。” 书法与篆刻相通互补之处在于书法的用笔,书法不以笔之柔软为限,而是追求笔力的劲健,笔势的雄强,力求在挥运软毫之中,留下富有金石韵味的线条。同样,篆刻也不以刀之挺利为优,而反过来追求一种书法笔意韵味,一种“唯其软,而奇怪生焉”的笔情墨性。   


 这方印文的章法宽舒自然,在流畅中有生动的活力,在挺拔中有欢乐的氛围,在红色的印体上表征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三、发现东方文化精神的中国声音


  敢于在现代性竞技中,运用传统的篆刻艺术展示其精神,表明了中国人主动发出中国文化声音的意愿。“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痛苦的历史记忆,但又是无法回避的现实语境。 当今世界,中国已经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代,这意味着各国之间在交换价值和经济制度上认同的逐渐整合为一体,表征为对以自由、平等为核心内容的民主价值的趋同,以及保障自由、平等、人权充分实现的民主制度的普遍化。参与全球化过程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已经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怎样选择时机和方式的问题。   


    在我看来,文化交流不是一种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一种交流的多极性问题。只不过在现代性光谱中,“东方”已经丧失了立法和阐释的权力。正如日本学者竹内好所说:“过去的东方既没有理解欧洲的能力,也没有理解其自身的能力。理解东方并改变它的是处于欧洲的欧洲性。东方之所以成为东方就是因为它被包含到了欧洲之中,不仅欧洲只有处于欧洲中才能被实现,就连东方也只有处于欧洲中才能被实现”。 有学者想通过揭示两种语言对译中所遮蔽了的迂回输出传播背后的权力支配关系,但由于过多地采用后殖民主义中“理论旅行”的理论,使得原本相当复杂的跨语际实践的“互译性”,变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单向渗透和塑造的“单译性”, 并有可能肯定了这些压迫关系所依赖的价值标准存在的合理性。


  进入现代时期,中国问题又与后殖民主义问题粘连在一起,使得“阐释中国”变得相当艰难。美国史学家柯文认为:“想正确理解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必须不仅把此段历史视为外部势力的产物,而且也应视之为帝制时代最后数百年出现的内部演变的产物”。 西方人注意到中国的现代性其实已经形成内部地理上的差异——“花架子中国”的说法表明东部的高速发展和西部的滞后,这种内在的差异将现代性中国撕裂,造成了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内在殖民——文化殖民、语言殖民、心态殖民、金钱殖民。另外,就东方文化对西方的差异性魅力而言,日本文化的大力输出使得日本挡在了中国前面,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一个国家在加强经济振兴和生活富裕的同时,文化建设同样关键。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如何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的问题,只有经济和文化同时振兴,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齐头并进,才可能不断输出中国有价值的新思想。中国文化几千年来历经冲击而不崩溃,仍然具有凝聚力,原因就在于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吐纳吸放,自我创新,能容纳并且融合古今中外各种东西。


  我认为,“全球化”不是一个全球单一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地尊重差异性的过程。尽管差异性面临的处境很艰难,但是必须尊重它。我不同意那种所谓全球化本质主义说法:全球化时代全世界所有的语言都消失了,只剩下英语;全世界所有的文化都慢慢被整合了,只剩下西方文化;全世界一切的意识、一切的文明都慢慢的被同化了,多元的历史终结了。相反,我坚持全球化是一个学会尊重差异性的多元化过程,是东方西方共同组成人类性的过程,也是西方中心主义习惯自己成为多元中的一元的过程。 因此,东方(尤其是所谓“远东”的中国)如果继续沉默、失落、被误读、被妖魔化,将使世界文化生态平衡出现严重的问题。


  正如李济所说:“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的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人类的背景上面,它的光辉才显得更加鲜明。把它关在一见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席泽宗也说:“历史上的东方文明决不是只能陈列于博物馆之中,它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正在起着并且继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方印章所传达的人文意蕴,绝非仅仅局限于体育的会徽上,而是通过会徽表征出的“中国性”,表明中国文化的世界性对话的精神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