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之前精致的中国外销瓷零星传入欧洲就曾引起贵族的追捧。1517年葡萄牙开辟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道到达中国广州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外销瓷开始运销欧洲，之后各国的东印度公司源源不断往欧洲运送瓷器供富有人士日用和观赏。贵族富豪则以积聚众多中国瓷器为风尚，他们的宫殿大宅中常常设立以中国瓷器装饰的中国厅，如伦敦西部泰晤士河边上的汉普顿宫中玛丽皇后的寝室。17世纪末到18世纪，对于东方风格装饰的热衷包含了许多“中国风”的内容，从室内的瓷器、壁纸到室外的园林，欧洲人对于中国艺术有着许多遐想和模仿。来中国传教的殷弘绪神父曾在1712年、1722年致信耶稣会同僚介绍景德镇瓷器烧制情况，后来常常为法国人引用。18世纪前期的法国古董商杰桑曾提及此事，可见当时已经有古董商经营来自中国的外销瓷。
19世纪发生的商业贸易、战争冲突则让双方更为现实的看待彼此，对于中国文物艺术品的认知也空前的深入和广泛起来。
法国和英国学者和收藏家开始研究来自中国的瓷；
法国汉学家儒莲于1854年翻译《天工开物》；
1856年把蓝浦所著《景德镇陶录》译成法文在巴黎以《中国瓷器的制作和历史》为名出版，对法、英之后的中国文物研究和收藏影响甚大；
萨尔特1881年著《中国陶瓷》探讨中国瓷器起源、制作和装饰等；
1887年巴雷欧娄各出版《中国艺术》论及主要艺术品类，是法国第一本综合性中国美术著作；
格兰迪迪耶于1894年出版《中国瓷器》1894年出版，侧重介绍中国瓷器的审美和瓷器烧制技艺，后将自己收藏的3000多件中国瓷器捐献给卢浮宫。
在英国，1876年伦敦大英博物馆研究员奥古斯特弗兰克曾给南肯辛顿博物馆借展自己收藏的中国和日本陶瓷并结集出版了《东方陶瓷收藏》图录一书。曾经在中国担任英国驻华使馆医生的史提芬·布邵尔对中国瓷器感兴趣，1886年，他将中文《陶说》译成英文，并以《此前之中国瓷器》之名出版，1896年出版了名著《东方陶瓷艺术一书，后他被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聘请负责为两馆购藏东方艺术藏品。后于1904年、1906年出版了《中国美术》上册、下册，这部研述中国艺术的开山之作介绍了中国雕塑、建筑、青铜器、竹木牙角雕刻、漆器、玉器、陶瓷、玻璃、珐琅器、首饰、纺织品、绘画等十二种品类，成为其后欧美学者、收藏家研读中国艺术的经典著作。
20世纪20年代是英国的第二次中国艺术收藏高峰，也是研究、出版的高峰时期，涉及陶瓷、漆器、玉器、青铜器等的收藏图录和研究著作接连出版，帮助确立了当时对中国文物艺术品收藏的基本路径和方向。
1、19世纪：最早的收藏家
18、19世纪最为富足和强大，欧洲殖民者广泛在世界各地收集各种地区、民族的出产物品，无论是埃及木乃伊、罗塞塔石碑，或是希腊雕塑、美洲土著雕刻，亦或是日本漆器、中国瓷器都进入公私收藏范围。19世纪后期因为通商和英法战争等，英国、法国和中国交往增加，开始有人收藏和研究中国文物艺术品，当时关注点主要在中国瓷器。特别是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获得大量清朝皇室收藏，很多武官、外交官、商人将藏品带回英国、法国转手。1870年代开始他们成为收藏家家、古玩商们在展架上陈列展示的艺术品。
曾在英国驻北京使馆任大使的弗雷德里克·布鲁斯爵士的藏品包括清代宫廷珐琅器、玉器、瓷器等，一部分来自从圆明园洗劫中获得的，也有些是他从北京的古玩市场上购买，1874年被他家人首次借给南昆士敦博物馆展出。英国贵族特雷弗·劳伦斯爵士在19世纪末收藏了很多日本、中国瓷器和装饰艺术，部分藏品来自曾在英国驻上海使馆担任领事的阿礼国。另一个重要收藏者是商人阿瑟·韦尔斯。韦尔斯在1872年把藏品借给了南昆士敦博物馆。大量藏品被注明曾是来自“夏宫”，可能是他从多个拍卖会买到的。著名收藏家阿弗雷德·莫里森也曾于1861年从曾任英国驻北京使馆参赞的洛赫爵士手中买下一批圆明园等地的瓷器和掐丝珐琅器。曾司职清朝海关官员、久居中国的英国人希普斯里早在1887年他收藏的300多件中国瓷器就在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院展出，大维德收藏中的雍正款珐琅彩梅花题诗碗和乾隆款珐琅彩开光西洋风景杯、山水人物杯等一批珍贵的珐琅彩藏品就来自于他的收藏。
英国早期重要的中国文物收藏家乔治素廷在19世纪后期以收藏西方绘画、家具和中国瓷器著称，一边收藏一边把藏品在南肯辛顿博物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前身)保存和展出，其中包括318个鼻烟壶作为永久展品。逝世前他决定把所有藏品捐赠给大英博物馆、国家画廊和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等。他瑞切哈特·本尼特和詹姆斯·欧瑞克等人，在进入20世纪之前已经聚集了大量的重要的清代康熙年间外销瓷器，并且被威廉姆、汤马逊、沃尔特和詹姆斯、A·格兰特等藏家带进入北美。
阿弗雷德·莫里森是英国纺织业大亨詹姆斯·莫里森的次子，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价值75万英镑(如今价值超过2亿英镑)的股票、股份以及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威尔特郡的庄园“放山居”，因此有实力进行他喜欢的华丽、精美的东方艺术收藏。在莫里森的宅邸中，欧洲绘画、波斯地毯、挂毯刺绣、希腊古董、手稿信札及中国瓷器俯拾皆是。1880年，西班牙画家普拉西多·苏洛阿加绘制的一副阿尔弗雷得·莫里森肖像画的背景中就有一对来自清朝宫廷的御制掐丝珐琅双鹤香炉(201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以1.1亿成交)。他特意聘请当时国际知名的建筑师琼斯在放山居专门建了一间“中国房”，用于陈列中国艺术品。“放山居”所藏的珍宝也在历经五代之后，渐渐被后人出售。1965年、1971年、2004年莫里森家族先后委托英国佳士得公司进行了3次专场拍卖，每一次都在全世界的中国艺术品市场上引起巨大轰动。
著名画家詹姆斯·惠斯勒
出生在美国的著名画家詹姆斯·惠斯勒青年以后长期定居伦敦，他创作诸如《瓷国公主》这样具有异国情调的绘画，也是一位热心的中国、日本瓷器收藏家。1876年，还应邀为英国船商弗雷德里克·雷兰在伦敦住所里的餐厅创作壁画装饰，他将这儿设计成为艺术的殿堂，使陈列架上方形成浑然一体的孔雀背景。1904年，美国铁路富豪查尔斯·兰·弗利尔从英国买下孔雀屋，将其搬回到底特律的家中。1919年弗利尔去世后，孔雀屋又被移置到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内。惠斯勒创作国一些关于中国瓷器的油画、水彩、版画作品，1880年他把自己的瓷器收藏拍卖售出。
瑞切哈特·本尼特是英国早期的中国瓷器收藏家。1911他的中国瓷器和书籍手稿收藏被著名伦敦古玩商27.5万英镑购得，随后出版了《瑞切哈特·本尼特 藏中国瓷器图录》，包括100余件瓷器彩色图版和近400件瓷器的详细介绍，之后出售给当时的众多英国顶级藏家。此书收录的瓷器随后在不少拍卖会出现过，如2010年12月在香港佳士得上拍的青花月影梅观音尊。
查尔斯·奥斯瓦德·利德尔上校因为家族在中国的生意而于1877至1913年间旅居中国，他在20世纪初从醇亲王家族、李鸿章的秘书等人手中购得一批珍贵瓷器，1908年曾与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方分社秘书长白威廉合作在上海举办展览。1913年返英以后他定居南威尔士的庄园，修建日式园林，陈列中国瓷器等东方艺术手收藏，1929年透过伦敦古玩商号布鲁特展售229件藏品，被认为是理查德·贝内特收藏系列后最优秀的公开展览。其中两件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古月轩碗分别以150英镑售予埃尔芬斯通和查尔斯拉塞尔两位知名收藏家，后者后来出售后先后为芭芭拉赫顿、张宗宪收藏，2006年在香港佳士得以1.5亿港元拍出。一件乾隆款松石绿地青花釉里红海水云龙纹抱月瓶标价300英镑而没有售出。
此外，大英博物馆馆藏的第一批中国画是1881年购自威廉姆·安德森的121件卷轴画，现在看来他的鉴赏水平一般，里面很多可能都是来路不明的赝品。
19世纪中后期，进而形成了以私人收藏为主导，学会、博物馆提供提供学术支持的模式。
2、20世纪初的英国收藏家
随着英国博物馆学和东方学研究的发展，英国收藏家对中国艺术的兴趣日益高涨。从1910年到1960年代，这里一直是欧洲最为重要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和交易中心。收藏家、博物馆学者和Bluett、Spink、Sparks等古玩商主导了中国艺术收藏的主要趣味，很多收藏家关注中国瓷器的收藏，二战以后随着文物艺术品进出口管制的增加，古玩店交易规模快速下降，拍卖行主导了这以后的市场交易。
霍布森（R. L. Hobson）编著：《乔治欧默福普洛斯所藏中国、朝鲜和波斯陶瓷器》六卷
1901至1906年，英国瓷器收藏家阿尔弗雷德·特拉普内尔将他的收藏结集出版，其藏品以清代瓷器为主，偏好粉彩、素三彩等品种收藏，而他所藏的数件粉彩瓷器，为清代官窑瓷器精品。1910年，伦敦伯灵顿美术俱乐部举办了英国也是欧洲首次中国艺术展，展品来自大藏家Eumorfopoulos，Roger Fry，S. D. Winkworth，R. H. Benson等，由大英博物馆的陶瓷专家罗伯特·洛克哈特·霍布森编辑出版了展览图录。1915年他又撰写出版了影响巨大的著作《中国陶瓷》。其他英国艺术评论家如弗莱、宾庸等人也激赏东方艺术，带动伦敦成为对中国艺术进行研究和收藏的中心。
与这些研究并行的是英法藏家对中国陶瓷的收藏，其标志性事件是1921年东方陶瓷协会在伦敦成立，这是西方首个关注于中国陶瓷艺术品收藏的俱乐部，成员包括乔治·欧默福普洛斯、霍布逊、奈特等著名收藏家和学者。他们都是很有品位的专业性的收藏家，不欢迎买卖，而是经常在一起研讨。他们的研究心得刊登在协会的会刊上。时至今日，OCS仍定期组织研讨会与讲座。
瑞典远东博物馆曾在1928年委托瑞士工程师奥瓦尔·卡尔贝克——在1905年至1925年间他受聘参加中国铁路修建，并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作为代理人为博物馆购买藏品。20世纪30年代，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主导的中国委员会协调下，英国、瑞典等地的17个私人收藏家和一些博物馆决定避开古玩商，直接委托卡尔贝克在中国按照他们开的清单收集购买出土器物，他在1930年春至1935年春三次到中国进行收购，到河南等地购买商周秦汉唐宋时期的坟墓随葬品，如青铜器、玉器、陶瓷等等，他也记录了因为古董市场的繁荣导致制作赝品成为产业，1931年他曾在大连看到日本人开设的瓷器工厂仿制宋代磁州窑、龙泉青瓷、钧窑和带点银白的唐三彩陶瓷，看来主要针对日本古董市场。
20世纪前半期值得一说的英国著名收藏家包括：
乔治·欧默福普洛斯(George Eumorfopoulos，1863年-1939年)
乔治·欧默福普洛斯(George Eumorfopoulos，1863年-1939年)，创建东方陶瓷协会并担任首任会长。这位希腊裔商人长期担任从事英国和印度之间贸易的公司高管，这不仅给了他丰厚的薪酬支持他的收藏，也让他对东方文化有了深入了解。他开始收藏欧洲陶瓷和日本茶具，1891年转向了中国陶瓷，起先只是收藏清代陶瓷，而当1906年洛汴铁路发掘出的唐宋陶瓷吸引了他的目光后，他就决定将唐宋瓷器作为他收藏的主项，进而对中国绘画、壁画、青铜、玉器、雕塑等古代艺术品及朝鲜和近东的瓷器、青铜器、雕塑、绘画、玉器、珠宝和杂项等兼收并蓄。他经常从山中商会伦敦分店购买藏品。1910年，以他的藏品为主，在伦敦伯灵顿美术俱乐部举办了中国早期陶瓷展览，并于次年出版《1910年伯灵顿美术俱乐部中国早期陶瓷展览图录》。1928年前后出版的数本收藏图录展示他的收藏之广阔。除了创立学会，他还在自己位于伦敦的寓所建立了一个两层楼的私人博物馆，在周末免费开放给志同道合的朋友参观。他曾花费4000英镑从卢芹斋那里购买高45.5厘米的商代双羊大铜尊。
他曾计划将毕生收藏的中国古董全部捐献建立一间“东方艺术博物馆”，但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令他财政出现问题，他不得不与大英博物馆和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商洽出售部分珍藏——共计3000件藏品包括中国古画、青铜器、明代花瓶、唐代墓葬人偶、玉器、金银器、象牙雕器等，如果按照市场股价的化应该至少值50万英镑，但他极为慷慨的只收10万英镑的优惠价售出。1940年1月逝世后，他的后人将他的藏书捐献给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又通过伦敦著名的古董商theBluett’s和sotheby’s拍卖行售出了他另一部分的藏品，分散到各大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直至今日仍然不时有他的旧藏重新露面。如2008年苏富比香港春拍中的明宣德金胎錾赶珠云龙纹嵌宝石三足盖炉就是1940年被sotheby’s拍卖出的，流经伦敦另一著名古董商Spink & sons之手，成为瑞典收藏家CarlKempe的藏品，44年之后又一次回到sotheby’s拍卖会，并以人民币1109万创下中国金属器在世界范围内最高的拍卖纪录。
布雷尔博物馆
苏格兰格拉斯哥的威廉·布雷尔爵士(Sir William Burrell，1861—1958)与他的布雷尔收藏馆(The Burrell Collection)常常为人所忽视，但他是收藏的中国青铜器、陶瓷、玉器、家具等总数超过1700件，内容跨越了从史前新石器到清代中晚期的18世纪，在当时来说规模仅落后于大英博物馆和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A)。威廉·布雷尔出身于船运商人之家，他在19世纪后期开始兴趣广泛的收藏，1901年的格拉斯哥国际博览会上他借展的艺术收藏品超过200件，包括青铜器、玻璃、银器、家具、波斯地毯、绘画等等。大约从1910年其就开始从古玩行约翰·司帕克斯公司那里购藏清代外销瓷，1917年以后他全力投入艺术收藏，年花在收藏上的金额从1915年前的500英镑跃升至2万英镑，在1936年和1948年，更分别付出了8万英镑和6万英镑。他买下上述收藏家格兰特、本尼特和格尔手中的一些外销瓷，同时也开始收藏1910年后流入英国的更早时期的陶瓷，是弗朗司公司(S.M·France & Co)——这事一家直接从中国进口古玩的古董批发商，仓库位于伦敦卡莫米尔街(Comile Street )25号，给博物馆、私人藏家、古玩行供货、弗郎克·帕萃吉父子有限公司(Frank Partridge & Sons Ltd)、布罗特父子(Bluett& Sons)、约翰·司帕克斯有限公司(John Sparks Ltd)等古玩行的常客。布雷尔的中国收藏器物类型集中在青铜、陶瓷和玉器之上。青铜器物共有176件，包括商、周、战国、汉代青铜，直至宋、明、清时期的仿古制品；玉器有146件，大部分是礼器和器饰；陶瓷器物超过1400件，从半山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汉唐代明器、宋代名窑到明清外销瓷都有，尤其是宋代各个窑址的器物收藏非常丰富且达到博物馆级水准，布雷尔也是最早重视中国史前陶器的文化价值的西方收藏家之一。
布雷尔
布雷尔收藏的唐三彩马
布雷尔最初收藏的也是当时流行的康熙外销瓷，包括青花、五彩等品种，但是1911年以后他逐渐开始扩大收藏的范围，当年买进两件宋瓷和三件汉陶俑，1840年代更是着重购买陶器和高古瓷器来完善自己的中国陶瓷收藏序列。1944年，威廉·布雷尔爵士和格拉斯哥市议会签订协议死后把他的全部藏品全部捐给该市，他更加大投入，结果1944年至1957年之间他的收藏又增加了2000余件。但是布雷尔身处偏远的格拉斯哥，极少参与中国艺术研究、展览的社会活动，和东方艺术研究专家圈子关系也不密切，更没有前往远东、近东的传奇经历和故事，所有尽管收藏巨大却相对默默无闻。
瑞蒙德·里埃斯科(Raymond F.A.Riesco，1877～1964年)也是这一时期的著名中国瓷器收藏家。他父亲为南美洲人，母亲为苏格兰人，他在四名子女中居长，长期经营保险公司发家，后开始收藏艺术品，1931年加入东方陶瓷艺术协会。1930年代在布鲁特父子商行古董店陆续添置中国陶瓷藏品，直至1961年购藏数量达580件，从唐代三彩骏马，汉代陶俑仕女，宋代哥钧定三大名窑窑品，元代釉里红玉壶春，明代永宣抱月瓶嘉万龙纹方罐，到清三代官窑精品都有收藏。如元代釉里红玉壶春就来自苏富比1953年著名Alfred Clark收藏拍卖专场，被学者和古玩界人士奉为元代釉里红瓷器的标准器物。里斯克晚年决定把其收藏捐赠给大英博物馆以及克罗伊顿居民。1961年将元代釉里红玉壶春瓶在内的5件重要藏品捐赠给大英博物馆，随后克罗伊顿地方政府(Corporation of Croydon)达成协议，将剩余两百多件藏品全数捐赠给克罗伊顿民众并在当地面向公众展出。为了应付财政危机，克罗伊顿政府曾在1970年以及1984年将部分藏品委托苏富比进行拍卖，而剩下的精品被陈列克罗伊顿钟楼(Croydon Clock Tower)展出。
艾弗瑞克拉克伉俪(Mr& Mrs. Alfred Clark)：夫妇二人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收藏数百件中国瓷器收藏，质量与大威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比肩，尤其是所藏宋代瓷器久负盛名。1935-36年，英国皇家艺术学院(The Royal Academy of Arts)在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展览会(The Royal Acadamy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上克拉克曾借展约六十件珍藏。1936年克拉克夫妇捐赠大英博物馆汝窑玉壶春瓶和汝窑天青釉葵花洗等精品，1950年克拉克先生去世，克拉克夫人于1976年仙逝。1975年伦敦苏富比曾举办克拉拉夫人收藏专拍，其中与捐赠大英博物馆的那件汝窑天青釉葵花洗同款式的一件也售出，为日本古董店茧山龙泉堂以4.9万余英镑购得，后出现在2012年4月4日香港苏富比“天青宝色日本珍藏北宋汝瓷”专场拍卖会，激烈竞逐后拍品以2.7亿港元成交，创造宋代瓷器新的世界拍卖纪录。
白兰士敦(Archie D. Brankston)
白兰士敦(Archie D. Brankston，1909)：出生于上海， 12岁时回英国去接受西方教育，大学毕业后他又回到了中国。1933-1935年期间作为土木工程师参加了在香港的水利建设。从领到第一次薪金开始，他就每次存下十先令(1英镑为20先令)购买他心仪的青花碗。
1935年在伦敦治病期间，由于他具有中国文化背景并通晓汉语，他得以参加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图录和摄影等工作，之后他在1936年3月展览会结束之后被选派作为访问学者到东方去考察调研18个月，主要在北京、景德镇调研考察，后出版《明初景德镇瓷器》一书。在北京期间他与喜好收藏的福开森、英国华侨吴赉熙博士多有交流，时常光顾北京琉璃厂和其他的古玩铺，与古玩商孙瀛洲等交流鉴赏知识并购买文物。白兰士敦著作《明初景德镇瓷器》于1938年在北京面世，成为研究明代瓷器最重要之文献善本。并于国内外收藏界引起巨大轰动，并引发了对明代永乐、宣德时期青花瓷器的研究与收藏兴趣。1938年7月，他被大英博物馆聘为东方古董部的助理保管员，直到1940年7月离开伦敦回到中国。5个月后，1941年1月，白兰士敦病逝于香港，年仅31岁。他曾捐赠给大英博物馆7件完整器和一些瓷片标本。死后他父亲和姐姐又陆续捐赠了11件，另有5件是有偿捐赠。V&A博物馆的明永乐青花莲子碗是由白兰士敦的姐姐捐出，用来纪念其弟。莲子碗流行于明永宣时期，该件藏品为景德镇永乐御窑产品。
白兰士敦曾从雅文斋购买一对成化青花碗，而这是雅文斋副经理陈中孚1931年夏到醇王府出钱办的古玩铺“赏奇斋”串门，看到货架上放了多年的一摞成化青花碗，四对碗有三个还有磕碰，陈中孚花60块现洋买下一对，后来100元出售给白兰施敦。陈中孚又到“赏奇斋”花150元买走这六个碗，把其中一对完好的碗作价300块卖给美国古董商布洽德，其中100块给了为布洽德作翻译的刘宜轩。卢沟桥事变前雅文斋的经理萧书农把其中一个碗以1200块现洋卖给收藏家毓绶衡。 “七七事变”后毓绶衡把碗卖给古玩商叶叔重，作价3000块现洋，后上海古董商传说叶叔重把碗带到美国纽约卖了一万多美金(陈重远《骨董说奇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