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儒学之义理启蒙和现代意义的讨论可谓备矣，因应而起的学统追述和读经活动也颇能风靡宇内。然而如何在2500年后重新赓续儒学的大本达道，使之“本立而道生”，从而易俗移风，荫翳当代，似仍有许多学术的解读和体证的功夫要做。此事关系儒家文明（或曰礼乐文明）之传承与弘扬，故有讨论之必要。

孔子云：“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孟子云：“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上》）《淮南子·精神训》因而申之曰：“夫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能知一，则无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则无一之能知也。”皆致意乎人类的终极关怀，故扬雄论儒者云：“通天地人曰儒。”（《法言·君子》）盖得儒学命字之本意矣。《说文解字》以为“学，觉悟也”，即有生命体证之意寓焉，非仅如今所谓知识的习得与积累也。故朱子每以“一本万殊”喻儒学之法统（《朱子语类》卷二十七），盖正以此为中国儒学之根本特征。

“一本”之论叠经汉宋学人的道体、太一、太极、神明、天命、元气、太虚、天理及其散在万物与人的性理、魂魄、性灵、心性、鬼神等多维表述，又兼佛教、道教之本体、功夫体证的交相佐契，已颇能浃洽士庶之心，成为人们“进善修德”“变化气质”的生命觉证之据。然至今日，人类的认知已在大尺度宇宙学、小尺度量子学，以及全息混沌学、生命基因学诸领域有了长足的进步，儒学的本体“精魂”正宜因此而刮垢磨光，再放异彩，从而继续成为人们生存中值得信赖的生命“主宰”，当心灵的管键触碰到它“唯精唯一”的锁钥之时，灿烂的“道成肉身”之气质转变即得以完成。《大学》于“修身”之前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目之论，则“格物”认知的习得之后，伴随见闻之知的理性边界已然出现，其于未知领域的安顿则要由德性之知来延伸“推测”，斯亦儒学本体论因以形成的基本理据，此与今日科学认知的边界出现之后，由科学假说来足成那些未知领域的可能存在一样，牛顿“第一推动力”的“假说”应该与儒学本体的思考有着不谋而合的“格致”共识。道统之说远矣，然终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毕竟“道”体之弘明才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

唯即万殊而言，虽然觉证道体者可以“率性”合义、“不勉而中”，然于尚在“觉悟”路上的众庶而言，其因义路礼门（《孟子·万章下》）而入此“一本”道体的堂室则仍有十分之必要。因此作为“达用”之基本依据的“礼统”赓续在今日亦显得尤为迫切。按《说文》谓“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此“神”即终极本体之谓，而“福”字《礼记·祭统》释为“备”也，乃“内尽于己而外顺于道”之谓也。历代贤达为此裒集了丰富的“礼统”仪则，以为自己、家人、国人乃至天下“来学”者们的生存依据，传统中国也因此而被誉为“礼义之邦”。然自清末以来西学东渐的强势影响，旧的“道统”信仰之体的转变尚未完成，与之相伴的“礼统”认同之用的现代转化自亦仍在彷徨之中。《礼记·礼器》云：“礼，时为大。”故自礼经形成之后，制礼作乐的实践皆代有因革，文献之存于今者，其国典若唐代之《大唐开元礼》、宋代之《政和五礼新仪》、明代之《明集礼》、清代之《大清通礼》，又有士大夫齐家之作如汉班昭的《女诫》、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宋代司马光的《书仪》、朱熹的《朱子家礼》、明吕坤的《四礼翼》、屠羲英的《童子礼》、清张文嘉的《齐家宝要》，以及各地民间所行之仪等等，其有“事神致福”之功者，皆能契于传统认同的礼义之实。且值此全球化时代，人类生存智慧的交流借鉴之便，足资“礼统”当代转化“坐集千古之智”的缘起。孟子云：“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孟子·告子上》）正谓理义认同的存在可以为生活方式选择的最优化提供可能。因此，与“道统”之当代转化必须借鉴整合当代的科学认知成果一样，“礼统”的当代转化也必须在釐析本国传统的基础上，进而借鉴整合其他族群的生活方式之智慧才能完成。

德国学者雅斯贝斯（Karl Jaspers）指出：“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4页）儒家文明的赓续也必须回到人类理性发展的共识之途，返本开新，激活并坚振我们心中的道统本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周易程氏传·序》），进而绽出和谐清新的礼统之花。（关长龙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